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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时间:2025-04-05 20:01:52

五、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基于以上对古希腊metaphysics与道家形而上学之间异同扼要的梳理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试通过分析以下几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揭示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

心灵的这种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能力，在孟子那里是人的本心即良知良能，是道德的基础和性善的证明，反思并推扩本心是道德养成的主要路径。我们在《性自命出》中看到的最多的一种心，是为情感所浸泡渗透的心：哀、乐，其性情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等等，其中的心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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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性自命出》主张凡道，心术为主，也即道德培育依赖的是心术而非心性。再次，《性自命出》的道德实践是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主客统一和内外相资的过程。《管子·内业》和《管子·心术上》认为，在劳扰不安的人心背后，还有一颗虚静安宁之心，它是心中之心，也是合道之心，《管子·心术上》形容它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管子·内业》则说：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内在的全心必然会呈现于肤色形容，达到身心一体的境界，这或许是称之为全心的理由。《管子》的心是感官的主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道德基础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切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他批评康德实践理性正是由于混淆了道德基础与道德法则而陷于矛盾。《乐记·乐象》篇有淫乐慝礼，不接心术，郑玄注：术犹道也。这里的理与势的必然，都是顺着行仁义与天下归之这一具体的问题来讲，从中导出的必然性，也是内在于这一情形而得出的。

对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从孤悬的应然出发，而是把价值与现实结合，内在于现实自身的趋势、形势对问题进行判断。(《朱子全书》，第988页) 进入专题：朱熹历史观。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使其地之相去也远，其事机之来也不可以少缓，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区区焉徇请命之小节，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党，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复得，则任其事者亦无以免乎春秋之责矣。

可以看到，朱熹在谈到理势时，都不是抽象地谈理势的关系，而是几乎所有理势合说的地方，都有具体的问题、情境，都可以做具体的分析，都需要结合理势双方来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这一分析，总是与具体问题中的理、势的内在关系有关。(《四书或问》，见《朱子全书》第948页)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天下之理的本然状态是有正而无邪的，因此表现于天下发展的趋势或天下的整体形势，正者不需要借助别的力量，而邪者则常常需要依傍其他的力量而保有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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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势以及与势相关的事势时势理势等范畴与这两个命题密切相关。(同上)于理势不顺，也就是从政治秩序与现实情势两方面都讲不通。朱熹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解释为天理之自然(朱熹，第237页)，即可见自然的此种含义。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朱熹对于理势的分析更多，也更为具体。

首先，关于理与事，在朱熹看来，一定的理必然表现为一定的事，因而可以从具体的事上去认识事物之理。如何在具体的情形中完成合理的实践，在朱熹看来需要因时、顺理、乘势，即内在于具体的理势，做出恰当的判断，最终以理导势，完成合理的实践。② 以上，我们分析了朱熹理势思想的主要用法，除了这些表述外，他还有理势之宜然等理势合说的用法。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

在他看来，面对客观的历史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势，圣人所遵循的是自然之理势，并能把握这一理势，圣人并不是屈从于不得已之势。夫以鲁之弱而欲讨齐，其请于天子，理势固有当然者，但杨氏以讨之一字而决其必请命焉，则亦太拘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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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势与事，在朱熹看来，一定的事都有其自然之势，在实践过程当中要本着自然之势，而且这种自然之势是不可抗拒的，如人性之必善、水之必下，而自然之势之所以不可抗拒，根源上是由于理。即使在不得已之势下，也有合乎价值走向、体现价值要求的自然之理势，依旧有人(尤其是圣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

请命既合理又合势，从理势两方面来看都有其当然性。在理势的诸种说法中，理势之自然最直接地体现了理势内涵的自然进程与秩序性的含义，理势之当然强调这种秩序与进程的合理性，而理势之必然则强调自然进程与秩序的必然性，其中强调的非人之所能为的向度，更是与自然的含义直接相关。②可参阅《孟子或问》对天爵人爵关系的讨论。这种对理势的顺而循之，恰恰区别于自私用智这样的行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3526页) 在朱熹看来，孟子劝诸侯一天下在于时势之不同，在不同的时势之下，有不同的合理性原则。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现实趋势或形势下，普遍原理又总要外化为不同的具体的理，这符合理一分殊的原理。

(参见《叶适集》，第637页)相较于二者，朱熹的观点较为折衷，在封建问题上有其独特分析，他同样用势去分析问题，却更强调理势，通过理势的构架实现价值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同上)顾其理势这一说法表明，理势不仅包含当然的价值性层面，也包含现实性层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864页)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自然本身就是与人为相区分的，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传统，都具有这一意涵。理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理具有其自然的、不假安排的秩序性与规定性，是人们行动和历史所要遵循的法则。

与柳宗元侧重于势的客观性不同，朱熹强调圣人的主观发挥，但也区别于叶适等对圣人主观能动性的偏重，强调不同势之下圣人的行为和势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关键词：朱熹理势不得已之势理势之当然理势之必然历史演变的性质与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可以同意三浦国雄将理势理解为理之势，但是不能同意他将理势与事势完全等同，因为历史还含有应然之方向。其次，关于理与势，朱熹认为顺应着自然之势行事，就是对事物之理的实现，这和我们上文的推论是一致的，而自然之势含有理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自然之势是理所含有的规律、法则的具体体现。在朱熹看来，柳宗元那里的圣人是缺位的，先王只是屈从于事势的不得已，甚至圣人对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意识，没有料想到后来的吞并，这样的看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在某种特定趋势之下，可以实现自然之理。

(朱熹，第297页) 这段话首先认为已然之迹是理的发见，紧接着认为故是本其自然之势，这里的分析理势兼顾，对于人来讲则要顺而循之。理势这一概念突出了在具体情况下现实趋势与价值的关系，将势的必然性与理的必然性二者结合起来。

理势这一构架不同于事势，也不同于一般的从理上看或以理度之，它不偏向于价值或现实的某一方面，而是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去谈秩序与规定性。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而理自然，一方面表现了事物发展所要遵循的法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解释。(《朱子语类》，第3303-3304页)在朱熹看来，柳宗元把封建看成是势造成的有其合理性，只是某些问题说得不够全面，后人对柳宗元的批评也过分苛刻了。

虽然具体的形势不同，但面对同样的问题，其背后的理据却可能是相同的。我们知道，二程并没有使用理势去分析相关问题，但在他们那里，尤其是在程颐那里，经常将理和自然连起来阐述相关问题，自然之理或理自然在伊川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朱熹对于周初封建的理解，一是强调当时事势未定，也就是强调当时的历史形势，另一方面也考虑理的层面，看是否符合价值——移别国社稷无此理，而屏藩之国相对弱小也不符合理。四、自然之理与自然之势在理势问题上，朱熹不仅讲自然之理势，也常讲自然之理与自然之势。

《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在朱熹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其中对封建问题的论述，他却不太同意，认为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朱子语类》，第2208-2209页)在这点上他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致，周代分封有其现实考虑，即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

《孟子集注》引程子之言：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则不中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2844页)在朱子看来，名分代表的秩序性内容是天理自然，不因人力而消失。

封建有难制之势，而循一定之理则可以制，他举了古今之例对理与势的这种张力进行分析。这一势也不是不得已之势，而是顺应、合乎人的心理的基本原则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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